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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華網日本語チャンネルと日本チャンネルの投稿募集

2018-07-23 23:34 来源:飞华健康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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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统计,今年以来共谈话、函询187人次。(侯馨远申相磊)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我们决不能有丝毫懈怠,必须以更大气力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抓紧抓好。  廖志伟要求,公司各级党组织、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,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深刻领会中央、水利部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,增强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意识,不断提高政治站位,增强履行主体职责的自觉性、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
    巡视组分别列出了4个“回头看”省区对上轮巡视整改不力的问题清单,具体来看,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问题是对上轮巡视指出的文山会海、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整改不到位;吉林是对上轮巡视指出的办公用房超标、违规兼职和违规配备干部问题整改不到位;陕西是对上轮巡视提出的超职数配备干部、违规兼职,领导干部多占住房、“文山会海”等整改不力;云南是对上轮巡视提出的重点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、用人视野不宽、违规配备干部等整改不力。二要提高政治站位,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,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。

  女职工们分组进行了参观学习。  高度关注腐败“盲区”领域  近日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指出,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,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半途而废,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执著,把“严”字长期坚持下去,一以贯之、坚定不移。

这次基层调研活动尽管时间紧,但大家尝试了多种调研方式,完成了扎实深入的调研工作,形成了有观点、有分析、有思路、有对策的调研报告,提高了广大青年同志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  朱桃民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。

    “寒雪梅中尽,春风柳上归。持续纠正“四风”,聚焦“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、超标准公务接待”问题开展专项治理,查处了一批“双超”问题案件,全年通报曝光4批2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。

    朱光同志代表中央金融团工委肯定了中信集团青年工作。

    反腐败斗争如何应对严峻复杂形势  1月23日9时,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因涉嫌严重违纪,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接受组织审查。据统计,今年以来共谈话、函询187人次。

    为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,海淀区把执纪审查重点放在不收敛不收手,问题线索反映集中、群众反映强烈,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身上。

    张朝晖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中信集团共青团工作。

  座谈会由水利部机关服务局党委书记杨振存主持,局领导陆光杰、刘胜全、姜辅腊、张玉欣出席并与职工代表们亲切座谈。据统计,今年以来共谈话、函询187人次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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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月7日至9日,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落实中信集团党委加强党的群团工作部署,为中信集团定点扶贫工作贡献力量,中信集团团委以第55个雷锋纪念日为契机,在重庆黔江开展助力精准扶贫青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。


来源:走向世界丛书

宣统二年(1910)二月,他自上海出发,经南洋,入红海,抵伦敦,游历欧洲数月,再渡大西洋,前往美国、日本,耗时十个多月,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。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《环游谈荟》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。

原标题:张元济的环球之旅

张元济(1867—1959),字筱斋,号菊生,海盐人。著名的出版家、商务印书馆奠基人。清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任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。曾参与戊戌变法运动,变法失败,被“革职永不叙用”。此后他定居上海,历任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、译书院院长、公学总办等职。

张元济(1867-1959)

20世纪初,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,历任编译所所长、经理、监理、董事长等职。在他的主持经营下,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。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及民国时期,精心选择、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,引进西学、介绍新知,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影响巨大。

上海商务印书馆员工在校对书稿

与此同时,在他主持下,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。如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《辞源》问世,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由他组织编纂的《四部丛刊》《 续古逸丛书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《丛书集成初稿》四大丛书,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其精良的编校质量,足为后世出版之楷模。

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书影

他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,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商务印书馆,从一个手工式的印刷小作坊,在张元济的带领下,成长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出版巨擘。

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景

宣统二年(1910)二月,他自上海出发,经南洋,入红海,抵伦敦,游历欧洲数月,再渡大西洋,前往美国、日本,耗时十个多月,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。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《环游谈荟》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。

张元济《环游谈荟》收入“走向世界丛书(续编)”

《环游谈荟》记述了他从上海出发到达英国伦敦的经历。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南洋贩卖“猪仔”的描述。舟过厦门,作者发现下船舱的一千七百多人不正常,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解,才知道这是一批被骗掠到国外去做苦工的人。

被“卖猪仔”出洋务工的华人

他通过同船一骆姓广东人的描述,知道了这些“猪仔”的大致情形:

“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、牛车水等街。厦门、香港等处,皆有经理人,勾引贫民,劝令出洋谋生, 并为之代给川资(闻约须银钱十圆),遣伙押送,沿途守视。既至新嘉坡,入居猪仔馆,严禁出入。 有招工者至,馆主与订工价。议既成,则拨所需人数与之。每人岁得工价,约银钱四五十圆,然本人一无所得,尽以畀馆主。除川资及宿食费外,是一人可赢三十馀圆也。猪仔受雇后,赴英官(汉名曰华民政务司)处订合同。英官询被雇者愿否,若不愿,则缴还馆主十六圆,即可自赎。然猪仔至此,安从得钱,亦惟有饮恨吞声,俯受约束而已。既订合同,雇主絜之往,或垦荒,或开矿,工作之苦,殆难言状。满一年,去留可自由。如续订雇约,则工资可为己有,然前此一年之中,不名一钱,偶有所需,必贷诸雇主。雇主辄勒展受雇期限。尤可痛者,则凡猪仔群集之处,无不有妓寮、 赌场、 烟馆窟穴其间,若辈庸愚,乌知自爱,身入其境,大半沉溺。耗财愈多,积债愈重,而雇主之束缚,永无了期。间有能自振拔者,似可有出于幽谷之望矣,不幸雇主不仁,又为之转售他处。 呼吁无门,隐忍受命,其展转而死于沟壑者,不知凡几矣。吾闻此言,吾愈心痛。”

因为“心痛”,所以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近关押这些苦工的船舱,甚至想要等到船到新加坡后跟踪一探究竟。只是后来出现变故,未能成行。在附录的《环球归来之一夕谈》中也用“我国出洋的苦工”一节谈到了这件事,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。

张元济的环球旅行到过的地方不少,刊登在《东方杂志》上的《环游谈荟》只刊登了两期就中止了,所以这里收录的《环游谈荟》只是记述到达伦敦后便没有了。

刊登在《东方杂志》上的《环游谈荟》

而其在朋友的欢迎会上所谈被记者记录的《环球归来之一夕谈》所谈则稍微丰富一些,谈到了他所到过的国家一些新奇的事情。他讲述到的一些事情,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资研讨的史料。比如前述被掠至国外做苦力的劳工,比如柔佛国赌馆中随处可见好赌的华人,比如国外的中国古书,比如美国的幼童犯罪学堂,比如国外的实物教学、劣等学生的教育方法、残疾儿童教育等等。特别是一些关于教育的内容,不少至今也还有借鉴意义。

因为在从事出版,所以张元济对失落在国外的中国古书也非常关注。在《环球归来之一夕谈》中,有两节讲述了他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看到的中国古书情形。有一句话最能表达他的心情:“最刺心的是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竟陈设在伦敦的博物院中。”因此,他在巴黎见到伯希和(用极为低廉的价格从老道士手中弄走了大批敦煌经卷的法国博士)时,对于这些敦煌古卷,便“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,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,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”。

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

我们且引录这段文字,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形:

“英人史泰音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,运到本国,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,也亲到敦煌游览,步他的后尘,从一个老道士手里得了许多。听说不过费了二三千圆。伯希和对我说:“老道士在石洞里把这些破纸起了出来,并不当他是个宝物。如我不去,恐怕就要被他烧毁了。”

我到了法国的京城巴黎,便去访伯希和,邀他同我到图书馆内去看。他们看得这些古书很郑重,不轻易许人去看的。我见敦煌来的古书陈设了几大间屋子,都用镜架镶好了。每一卷子用一个木匣,挨次藏着,其馀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,我没见过。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《论语》,翻阅几页,和现在的本子多有不同,可惜没有工夫细看,看也看不得许多。我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,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,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,请大家赏鉴。”

史学家陈垣在《敦煌劫余录》序中说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敦煌文物先后被英国人史泰音(斯坦因)和法国人伯希和以极低廉的价格掠取,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文献上的一个重大损失。更让人痛心的是,清政府在有识之士的疾呼下采取措施抢救出一批,却又被一些利欲熏心之辈巧取豪夺,流失不少。此后,时局动荡中又被俄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多次掠夺。据有关部门统计,流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有四万多件,国内残存的只有一万多件。研究敦煌学,却不得不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借阅,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之事。张元济所说与伯希和商妥,照相回国设法印出来之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,并没有能如愿。但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见到这批文物之人。作为一个有识之士,目睹流失国外的古文物,不可能不感到“刺心”。

《环游谈荟》曾发表在1911年上海《东方杂志》第八卷第一号、第二号上,并未连载完,不知何故中止了。《环球归来之一夕谈》原载宣统二年十二月(1911年1月)出版的《少年》杂志,《张菊生之教育谈》原载宣统三年六月(1911年7月)出版的《神州日报》。两篇均系记者记录的讲演稿。

[责任编辑:丁梦钰 PN03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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